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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第16次研討會發言之十八

重慶模式的理論支柱之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理論

李炳炎
(中共江蘇省委黨校 南京 210004)

我初步認為,重慶模式是在我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新的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重慶區域經濟改革開放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革命性變革與創新,對于中國模式的發展具有航標式導向、示范意義。重慶新政的實施,將會推進重慶模式的實現。重慶模式及其新政,不能缺乏理論支撐。我認為,它具有三個理論支柱。其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理論。它確定了重慶模式的本質和目的。其本質是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而與資本主義的貧富兩極分化相對立。其目的是為人民謀幸福,是人民的共同富裕,而決不是少數利益集團的共富、暴富。其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它解決了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問題,在公有制經濟中引入了市場機制,提高了經濟效率,從而做大了蛋糕。其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它可以解決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或在分好蛋糕的同時做大蛋糕,使做大與分好蛋糕兩件事情相輔相成,在同一個過程中一并解決,畢其功于一役。以上三個理論支柱缺一不可,相輔相成。以下僅就第一個理論支柱作一分析和闡述。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理論

鄧小平既繼承前人,又突破陳規,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為主題,多角度、多層次地論述了共同富裕的一系列問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理論,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把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理論提高到一個新境界。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理論的主要內容

(一)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目的和根本原則

從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開始到1992年春天南巡談話,鄧小平曾從不同的角度分別多次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就是要消滅貧窮,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起來;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目的,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是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這是鄧小平講話、談話中反復出現的一個主題思想。共同富裕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意義,不管怎么強調,都不過分。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就是堅持走全國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20世紀的中國人對于富裕和貧窮有著深刻的感性體驗,然而,對于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對待貧富問題,卻長時間陷入了理性的迷茫。剝削制度被消滅,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后,我們還形而上學地按照革命戰爭年代的那種樸素的思想模式,把國人統統排列到窮人和富人、好人和壞人的方陣中:窮人者,好人也;富人者,壞人也。于是,人人忌富、怕富,談“富”色變,發展到后來,好像越窮越革命,越窮越社會主義,貧窮成了真理和正義的化身,富裕成了謬誤和罪惡的淵藪。加上“一大二公”的平均主義和“大鍋飯”,導致了普遍的貧窮和落后。

鄧小平針對我國人民生活水平長期未得到改善的局面,對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進行了深刻的歷史反思和理論探索。他第三次出來工作后,便立即在社會主義應該貧窮還是應該富裕的這個根本性問題上,以馬克思主義的巨大理論勇氣和實踐膽略,進行了劃時代的撥亂反正。

首先,他深刻批判了“四人幫”以極“左”面目出現的主張貧窮的假社會主義,指出:“‘四人幫’叫嚷要搞‘窮社會主義’、‘窮共產主義’,胡說共產主義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簡直是荒謬之極!”“經濟長期處于停滯狀態總不能叫社會主義。人民生活長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總不能叫社會主義。”鄧小平力除迷霧,正本清源,還社會主義以本來面貌:“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窮,而是富,但這種富是人民共同富裕”。進而,深刻揭示了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目的、根本原則、最大優越性和本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特別是在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新概括中,鄧小平既講到了生產力問題,又講到了生產關系問題,而最終用“共同富裕”把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統一起來,把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和根本目標統一起來,把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和社會關系統一起來,把社會主義的發展過程和最終目的統一起來。并且劃清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根本界限,就是社會主義堅持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這是鄧小平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重大的理論成果之一,是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重大發展。

共同富裕的構想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兩個首要的基本問題。鄧小平制定的“三步走”的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實際上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戰略,即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擺脫貧困;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正因為共同富裕的戰略構想對社會主義的首要的基本問題作出了明確回答,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了科學界定,因而它不僅是鄧小平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構成這一理論體系的主干。

(二)共同富裕要求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

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這是社會主義的直接目的。剝削作為一種現象,是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出現的,它也只有在社會生產力比較充分發展的基礎上才能被消滅。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以前的各種社會制度的替代,都是以一種剝削制度代替另一種剝削制度,同時,也是以一種較為先進的生產力方式代替另一種較為落后的生產力方式。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早就消滅了剝削制度。但是,剝削階級的思想影響還存在。同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不能對奴役勞動者的行為依法進行有力的打擊,并對收入差距擴大的現象適當加以限制和調整,解放后早已絕跡的一些不好的現象就有可能死灰復燃,也可能出現兩極分化。所謂兩極分化,是同剝削制度聯系在一起的一種社會現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一極是財富的積累,無產階級一極則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的墮落的積累。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兩極分化。這種兩極分化的程度比封建社會兩極分化的程度沒有任何減弱。鄧小平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來講兩極分化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說,在我們國家的改革開放過程中,由于黨會采取有效的政策和有力的措施,我國是不允許出現兩極分化的。

針對剝削社會的兩極分化,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強,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怎樣才能保證不走邪路,鄧小平指出:只要我們堅持兩條,就可保證不會導致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倒退,“一條是公有制經濟始終占主體地位,一條是發展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終避免兩極分化。”1985年8月23日,他在《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中強調,“決不能導致貧富兩極分化。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我們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時注意到了這一點。會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如果我們的改革一方面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另一方面又注意不導致兩極分化,這就沒有什么壞處。”1986年9月2日,他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六十分鐘”節目記者邁克·華萊士電視采訪時說:“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說,不會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坦率地說,我們不會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道理很簡單,中國有十多億人口,現在還比較落后,如果走資本主義兩極分化的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千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多數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最基本的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民族矛盾、區域矛盾、階級矛盾就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鄧小平直到晚年都十分關心避免兩極分化這個重大問題。1993年,鄧小平與他的弟弟鄧墾的一段談話反映了他對這個問題的牽掛。他認為,過去先強調發展,這是必須的。現在看來,發展起來以后的分配問題,比不發展的時候還要多,還要困難。那么多的財富,如果被少數人得到了,大多數人沒有,分配不公,導致兩極分化,如果說這樣長期下去,將來要發生大問題。他說,我們就應該采取各種辦法,各種手段,各種方案來解決這個問題。

(三)共同富裕的物質條件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

1.發展生產力是消除貧窮的前提,只有消除了貧窮,才能走向共同富裕。鄧小平同志強調發展生產力的目的首先是為了消滅貧窮。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判斷一切階級、政黨先進與否的惟一標準,就是看這個階級、政黨是否能更快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從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基本原理出發,1978年9月,在聽取吉林省常委匯報時,鄧小平指出:“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到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既然發展生產力、改善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要求,所以當時鄧小平就大膽地提出:“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

從唯物辯證法的角度看,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存在許多矛盾,但其中有一個矛盾居于主導地位,它決定和影響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所以,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應該抓主要矛盾。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后的主要矛盾是什么,雖然黨的“八大”已經給予了科學的說明,但后來卻沒有抓住這個主要矛盾。1979年3月,在黨的理論務虛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又重新論述了這一問題,他說:“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這里,他把“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和“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看成緊密相連的兩方面,看成社會的主要矛盾。顯然,解決這一主要矛盾本來就應該成為我們工作的中心。

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來論證了要發展生產力、消滅貧窮的原因。首先,從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來看,鄧小平說:“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這二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根據這些經驗,每當回首往事的時候,鄧小平都深感痛惜:“多少年來我們吃了一個大虧,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了,還是‘以階級斗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極端。”其次,從社會主義國家建立的現實基礎來看,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建立在貧窮落后的基礎上,而不是從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過渡來的。貧窮的現實應該決定我們首先要消滅貧窮。鄧小平說:“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在開始的一段很長時間內生產力水平不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完全消滅貧窮。所以,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逐步消滅貧窮,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時,根據我國社會主義貧窮的現實,“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只有到了下世紀中葉,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這就是說,我們現在搞的社會主義,還不是合格的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因為“沒有貧窮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窮,而是富”,“是人民共同富裕”。既然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都是建立在貧窮、生產力不發達的基礎上的,所以要把消滅貧窮、大力發展生產力作為首要目標。另外,鄧小平還從另一個角度,即根據對“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分析,得出的還是同樣的結論,他說,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名稱叫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社會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就需要生產力高度發達,從來就沒有貧窮的共產主義。所以,“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總之,鄧小平同志無論從哪方面分析,他得出的基本結論都是:“要走向共同富裕,首先得消滅貧窮;要消滅貧窮,只能大力發展生產力。”正如他自己所說:“堅持社會主義,首先要擺脫貧窮落后狀態,大力發展生產力。”

2.發展生產力又能為走向共同富裕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鄧小平強調發展生產力又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鄧小平同志在1985年8月28日就這樣說:“我們在一個長時期里忽視了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我們之所以忽視發展生產力,從思想認識上講,就是因為沒有“完全搞清楚”,“社會主義的任務很多,但根本一條就是發展生產力,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體現出優于資本主義,為實現共產主義創造物質基礎。”“沒有完全搞清楚”工作中心應該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設”,也“沒有完全搞清楚”“發展才是硬道理”,更“沒有完全搞清楚”“現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經過慘痛的教訓,我們現在搞清楚了發展生產力是馬克思主義的題中之意,也是共同富裕的基礎。他說:“我們講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要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就要求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社會物質財富極大豐富。所以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同志的這段話意味著:第一,共產主義社會是典型的共同富裕的社會,是共同富裕的最完美、最典范的表現形式。第二,既然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所以社會主義要盡可能地增加社會財富的總量,為共同富裕奠定豐厚的物質基礎,同時達到共同富裕的初級階段。第三,只有大力發展生產力,才能加快共同富裕的步伐,首先實現社會主義階段的目標。最后,鄧小平還從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名詞的角度,來論證把共同富裕作為我們奮斗目標的必要性。他說:“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名詞就是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又是共同富裕的完美形態,因為“共產主義是沒有人剝削人的制度,產品極大豐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由于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所以,“社會主義的任務就是要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然后為將來進入共產主義準備基礎。”這樣,社會主義階段的任務就顯得現實而具體。根據以上分析,鄧小平同志就把發展生產力與共同富裕上升到了社會主義原則的高度。他說:“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力,第二是共同致富。”鄧小平同志直接把發展生產與共同富裕兩者連在一起絕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多年來深思熟慮的結果。這句話清楚地表明:發展生產是共同富裕的基礎,共同富裕是發展生產的目的,二者不可偏廢,并且都是社會主義的原則。到1992年南方談話時,鄧小平更是把發展生產與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本質加以概括,顯然又深化了一步。他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里,鄧小平同志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的首要方面,也是基礎的方面,把共同富裕作為最終要達到的目標,顯然,“生產力”與“共同富裕”二者的關系就更明確: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是共同富裕的基礎。

(四)共同富裕的實現途徑是先富帶動后富,最終走向共同富裕

對怎樣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鄧小平講得最多,也講得最為明了:允許和鼓勵一部分有條件發展快的地區和個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先富起來的地區和個人,幫助和帶動發展慢的地區和個人,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可以說是鄧小平共同富裕構想中最具創造性的思想,是對共同富裕的一種規律性認識。

早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把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允許一部分地區和個人先富起來,作為解放思想,激發人民群眾生產積極性的一個大政策提了出來。他說:“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打破‘大鍋飯’”。讓一部分地區和個人先富起來,必然會產生巨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和個人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比較快地富起來,這是一個“大政策”,一個“新辦法”。它是以承認差別、克服平均主義、打破“大鍋飯”為切入點,以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為前提條件,以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的嚴謹而完整的體系。

這個大政策和新辦法,反映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現狀,是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的戰略決策。因為:第一,共同富裕只有隨著生產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才能逐步實現。我國人口多,底子薄,決定了實現共同富裕必須經過一個較長的歷史發展過程。第二,由于歷史、地理、傳統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國現實生產力存在著多層次、非均衡的特點,物質基礎、資金積累、生產條件、勞動資源都不一樣。承認差別,允許和鼓勵有條件的先發展,條件差的創造條件,逐步發展,才能縮小差別,最終消除差別。第三,在我國存在的多種經濟成分中,由于生產關系不同,資本有機構成不同,經營水平和機遇不同,分配方式不同,人們的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自然不會一樣。第四,就勞動者個體而言,人們的智力、體力和技能不同,所處的環境、地區和就業部門、單位不同,再加上家庭人口不同,平均收入和實際富裕程度也不一樣。總之,由于生產力發展狀況及其所決定的收入分配方式等差別的存在,決定了共同富裕絕不可能是同時富裕、齊步走。因此,讓一部分有條件的地區和個人先富起來,便成了共同富裕的現實基礎和邏輯起點。

部分人、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拉大了我國東西部的貧富差距,但它終究是我國共同富裕實現過程的開始,是共同富裕的必經階段,是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量的積累,是共同富裕的部分和局部實現。部分先富說到底只能是手段、是途徑,而非目的,不能總是停留在部分富裕階段,讓部分人富裕而另一部分人貧窮。所以在“一個大政策”實施10年之后,在東部經濟迅速崛起、人民富裕起來之后,鄧小平同志又及時提出了“兩個大局”思想:一個大局,東部沿海地區要加快改革開放,使之較快地發展起來,中西部地區要顧全這個大局;另一個大局,當發展到一定的時期,比如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時,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幫助中西部地區加快發展,東部沿海地區也要服從這個大局。1988年,在聽取有關價格和工資改革初步方案時,他強調:“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同年10月,鄧小平在會見肯尼亞總統莫伊時,對“兩個大局”發展構想做了更深刻的闡述,他說:“我們的發展規劃,第一步,沿海地區先發展;第二步,沿海地區幫助內地發展,達到共同富裕。”可見,“兩個大局”是對一個大政策的深化和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一個具有戰略性、步驟性的構建。今天我們進行的西部大開發就是在實踐兩個大局中的“第二個大局”,就是在縮小東西部的差距,就是在完成先富幫后富、先富帶后富這個實踐環節。我們有理由相信,西部定會在大開發中實現大發展,在大發展中擺脫貧窮走向富裕,而東北老工業基地也會重新崛起,這時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目標就能得以實現。

在鄧小平的共同富裕構想中,先富是作為后富和共富的條件提出來的,它一開始就被共富目標所規定。在先富、后富、共富鏈條上,部分先富是手段,共同富裕是目的,先富只有加上后富,最終才能達到共同富裕。

讓一部分地區和個人先富起來,不是搞兩極分化,不會產生兩極分化,也不容許兩極分化,這是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中堅定不移的原則。對先富和兩極分化的關系這個十分敏感的問題,鄧小平無論是對國內的種種疑慮,還是對國外的種種猜測,都給予了斬釘截鐵的回答。在鄧小平看來,既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又要防止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的路,這是一個中心問題。他在1992年南方時設想,到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并且初步提出了解決的方法:“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對先富起來的個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稅。還有,提倡有的人富起來以后,自愿拿出錢來辦教育、修路。”先富幫后富,是先富起來的地區的一種責任和義務,也是先富起來的個人的一種責任和義務。當然,國家必須在政策和法律上保護先富起來的地區和個人的合法利益,不允許隨便向他們搞攤派、拉贊助,隨便吃大戶。

當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以后,收入分配中就有可能會出現差距過大甚至是兩極分化的問題。為此,鄧小平則強調一要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二要堅持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鄧小平曾一再強調按勞分配對于防止兩極分化和收入差距過大的巨大作用,例如,1984年6月30日,他在會見第二次中日民間人士會議日方委員代表團時的談話中,非常自信而肯定地說:在我國國民生產總值達到年人均800、1 000美元時,“如果按資本主義的分配方法,絕大多數人還擺脫不了貧窮落后的狀態,按照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就不會產生貧富過大的差距。再過二十年、三十年,我國生產力發展起來了,也不會有兩極分化。”

江澤民在《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系》一文中已經提出:“要把調節個人收入分配、防止兩極分化,作為全局性的大事來抓。要區分不同情況,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在這方面我們的基本方針應該是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加快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統籌城鄉、區域、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理論與科學發展觀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從新世紀新階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出發,總結國內外在發展問題上的經驗教訓,吸取人類文明的新成果,提出了科學的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在認識上的重要升華,是我們黨執政理念的一個飛躍。科學發展觀同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關于發展的重要思想是一脈相承的。科學發展觀突出以人為本、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反映了社會發展的要求,也體現了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最終要實現共同富裕的內在要求。

(一)科學發展觀體現了共同富裕思想

1.以人為本是共同富裕的本質與核心。鄧小平如此強調共同富裕,有一個最基本的立足點: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人民是社會主義的主人。深入分析鄧小平有關共同富裕的論述,不難看出三點:其一,實現共同富裕為人民。他一再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這種富裕是人民共同富裕。”“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成果是屬于人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因為它代表著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就是說,全國人民都應成為社會財富的享有者,實現最大的權益。其二,人民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決定性力量。他在各種場合反復講,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最大限度地調動和充分發揮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力。他講得最多的是改革開放通過改革開放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而且指明,改革開放的實質就是“調動全國人民的積極性。”他特別指出:“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而且突出地強調說:“最重要的、我最關心的,是人才。”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創造一種環境,使拔尖人才能夠脫穎而出。”其三,一切要遵從人民的意愿。他不僅鮮明地提出要把“三個有利于”作為判斷改革是非成敗的根本標準,而且強調指出,我們的一切決策和一切行動,都要堅持以“人民群眾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為根本準則。他說自己是“人民的兒子”,并在向江澤民等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作政治交代時語重心長地叮囑,一定要“聚精會神地做幾件使人民滿意、高興的事情。”還說“人民,是看實踐。人民一看,還是社會主義好,還是改革開放好,我們的事業就會萬古長青。”

由以上三點可以清楚地看到,鄧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充分體現著人民立場、人民利益、人民標準,而這也就是其深刻蘊含著的本質與核心。江澤民同志適應新的時代要求把這種本質與核心進一步強化,發展為人民利益至上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并突出強調堅持以人為本,與此都是完全相通、一脈相承的。共同富裕思想始終貫徹著人民是主體、人民是主人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和社會價值觀;以人為本則是這一思想內涵順理成章的引申和升華。它更加鮮明而準確地指出,人民群眾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體,既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也應是社會財富的享有者。共產黨人竭盡全力奮斗的最高理想目標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一定要把推進經濟社會的發展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有機統一起來,以實現最廣大人民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最大利益為最高準則。正如胡錦濤總書記最近所明確指出的,以人為本,就是以人民群眾為本。堅持以人為本,就要始終堅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把維護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要始終信任和依靠人民群眾,堅決貫徹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線,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推進黨和人民的事業;就要始終誠心誠意地為人民群眾謀利益,堅持以群眾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為根本準則。這就把鄧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進一步發展到一個更高的境界,即由黨領導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上升到了黨要領導人民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新理念。從而昭示全黨:作為執政黨的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一定要認清肩負的歷史使命,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盡心竭力地踐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實現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謀發展。

深刻認識鄧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內在蘊含的本質與核心,有利于更好地牢固樹立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并同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政績觀、人才觀結合起來,從而把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理想目標同實現馬克思所說“人的全面發展”統一起來,牢牢把握住前進的方向,堅持不懈地為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而奮斗。

2.全面發展是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實現全國人民的共同富裕,一直是中國共產黨人盡心竭力為之奮斗的崇高目標。但怎樣實現這一崇高目標,卻經歷了相當艱辛的探索。由于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并未完全搞清楚,我們曾執行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以致從1958年到1978年的20多年奮斗,并未使中國的貧困落后面貌有多大改變,相反,“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卻使中國經濟幾乎跌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鄧小平全面總結了這樣的歷史教訓,堅持貫徹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領導全黨實現了偉大的歷史性轉折,制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全面展開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共同富裕思想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明確提出來的,不僅確定了最終實現的理想目標,而且指明了實現理想目標的必由之路。

鄧小平把發展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主題,并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本路線稱為“發展的路線”。從鄧小平關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系列論述,可以領會到“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必由之路”的深刻內涵。這里至少也有緊密聯系的三層意思。第一,發展才是硬道理。他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他還站在全世界的高度,指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而發展問題是核心。中國只有加快發展起來,才能對世界做出更大貢獻。歸根結底,中國社會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是生產力不發達,“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要靠自己的發展。”而且,“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第二,發展首先是發展生產力,發展經濟。他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發展生產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探索了中國怎么搞社會主義。歸根結底,就是要發展生產力,逐步發展中國的經濟。”“社會主義的任務很多,但根本一條就是發展生產力,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體現出優于資本主義,為實現共產主義創造物質基礎。”黨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就是根據這種認識確立的,而且鄧小平強調這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第三,發展是經濟與社會的全面發展。他曾明確指出:“我們要在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為此,他強調:“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兩大文明都建設好了,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由上可知,鄧小平所強調的共同富裕是全國人民的全面富裕,共同富裕所要求的發展是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面發展。這同馬克思所說“人的全面發展”是完全一致的。當然,鄧小平講發展,突出強調的是發展生產力,發展經濟,他認為這是社會發展、國家強盛的物質基礎。為此,他提出了“三步走”發展戰略規劃以及在20世紀末實現“翻兩番”和“達到小康水平”的奮斗目標。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正是在這樣的道路上開拓前進的。實踐中,我們黨在毫不動搖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對推進社會的全面發展認識日益提高,逐步發展了鄧小平“兩大文明”全面發展的思想。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不僅重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而且第一次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號召“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斷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突出強調“全面發展”,則是更加充分地體現了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更加符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客觀規律。它向我們指明,全面發展是堅持以人為本的必然要求。人民的生活需要是多方面的,在物質生活已達到一定水平的基礎上,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需求就更迫切得到相應提高。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應當向富裕、民主、文明三大目標協調推進。因此,要在繼續毫不動搖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注重“三大文明”一起抓,推動社會全面進步。這樣,才能更好地實施本世紀頭二十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規劃,使我國“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在這樣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全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3.協調發展是共同富裕的實現途徑。鄧小平所講的共同富裕,既強調“富裕”,又強調“共同”,其實質是反對和防止兩極分化,讓全國人民都享受富裕美好的生活。但“共同”又不是“同步”,更不是“平均主義”。共同富裕是一個理想的最終目標,這個最終目標的實現需要有一個長時期的歷史過程,其具體途徑是“先富帶后富”和區域協調發展。深入研究鄧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可以清楚地看出,協調發展是其重要的題中之意,科學發展觀突出強調協調,則是對這一重要思想的進一步豐富和強化。

從上述構想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拉開收入差距是為了最終消滅差距,支持一部分地區先富的目的是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就是協調發展的辯證法。在帶領廣大人民以辛勤勞動奔向共同富裕理想目標的進程中,我們黨越來越深刻認識到協調發展的重要性。新時期以來,按照鄧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構想,以改革開放為巨大動力,推動全國經濟社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和舉世矚目的發展。到20世紀末,全國GDP總量突破11萬億元人民幣,人均GDP超過1 000美元,基本擺脫了貧困狀態,解決了溫飽問題,達到了總體小康水平。但與此同時,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東西地區發展的差距逐漸拉大,并日益凸顯。全國城市居民年平均實際收入已高出農民2~3倍;反映收入差別的基尼系數已超過國際警戒線。這表明,我國在普遍加快發展的進程中,不平衡、不協調的問題已比較突出。同時也表明,中國的發展進入了經濟結構的劇烈變動期,它可能有兩種發展結果:一種是搞得好,經濟社會繼續向前發展,順利實現工業化、現代化;另一種是搞不好,社會出現貧富懸殊,社會矛盾加劇,導致經濟發展的停滯和社會的動蕩。正是針對這種新的發展階段的新情況、新問題,黨中央提出了加大宏觀調整力度、實現協調發展的指導思想。在新的科學發展觀中突出強調協調發展,并明確提出了城鄉、區域、經濟社會、人和自然、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五個統籌”的基本要求。為此,中央已經決定實施一系列重要戰略舉措:一是在黨的十五大提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之后,黨的十六大又進一步決定實施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加快這些地區的發展,實現全國區域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二是突出解決“三農問題”,在推進農業結構調整、農村稅費改革的基礎上,實行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互動的一體化發展;三是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盡力擴大中等收入階層比重,提高最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并健全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溫家寶總理把這些明確地概括為“城鄉協調、東西互動、內外交流、遠近兼顧、松緊適度”。很明顯在奔向共同富裕的發展進程中,統籌與協調的力度在加大,我國經濟社會將在更高一個層次上穩步發展。

4.可持續發展是共同富裕的發展方式。在鄧小平關于共同富裕的一系列論述中,有三點可以引申出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其一,強調按經濟規律辦事,實現發展速度與經濟效益的統一。他說,經濟發展必須有一定的速度。“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所以,“能發展就不要阻擋,有條件的地方盡可能快點。”“我贊成勁可鼓不可泄。但是要強調一點,我們需要的是鼓實勁,不是鼓虛勁……拿科學的語言來說,就是按客觀規律辦事。”他深刻總結我國以往的經驗教訓,指出:“要繼續擺脫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縛,真正摸準、摸清我們的國情和經濟活動中各種因素的相互關系,據以正確地決定我們的長遠規劃的原則”。他認為“大躍進”式的高速度是以犧牲效益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為代價的,不僅沒有給經濟建設帶來真正的發展,反而造成了巨大的浪費和損失。因此,他強調一定要注重經濟速度與經濟效益的關系,走出一條發展速度既快、經濟效益又好的新路子。“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質量,講求經濟效益和總的社會效益,這樣的速度才過得硬。”他大力鼓勵“我國的經濟發展,總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臺階。”但同時又指出:“當然,不是鼓勵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是要扎扎實實,講求效益,穩步協調地發展。”其二,強調一切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他說:“要使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至少有兩個重要特點是必須看到的:一個是底子薄……第二條是人口多,耕地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產還不夠發展的條件下,吃飯、教育和就業都成了嚴重的問題。我國地大物博,這是我們的優越條件。但有很多資源還沒有勘探清楚,沒有開采和使用,所以還不是現實的生產資料。土地面積廣大,但耕地很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別是農民多,這種情況不是很容易改變的。”所以,他強調堅持計劃生育,合理利用資源。其三,強調盡力運用高新科技推動經濟發展。他不僅根據當代世界高新科技日新月異推動經濟高速發展的現實,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科學論斷,而且強調指出,“下世紀是高科技發展的世紀”,“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高科技”,根本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他多次講“中國要發展,離開科學不行”,“要用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改造企業”,“要以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成果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而且說:“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

鄧小平的這些論述,就是在告誡我們:中國要更快更好地發展,要趕超世界發達國家,充分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必須根本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種發展方式既要立足國情,立足當前,又要面向世界,面向未來,以高新科技為第一生產力,合理利用資源,用盡可能少的投入和低的消耗,求得最好的質量,最高的經濟效益。這種新的經濟發展方式,實質上就是可持續發展之路。

(二)共同富裕要求確保社會穩定,推動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需要有多方面的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穩定。所謂社會穩定就是社會的結構功能合理,社會各要素能協同作用,社會成員能遵守共同的社會規范,社會運行有序,保持社會整體協調一致向前發展,實現社會的動態平衡。社會穩定是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前提條件。在改革開放中,鄧小平認為改革是一場革命,為保證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他非常強調社會穩定。他說:“我們搞四化,搞改革開放,關鍵是穩定”,“中國發展的條件,關鍵是要政局穩定”,“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設,更不可能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也就談不上發展。他認為社會穩定是改革開放、經濟社會發展的先決條件和可靠保證。社會穩定,黨和國家才能集中精力,安下心來抓經濟、政治、文化建設,黨的十六大提出在21世紀頭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并明確提出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發展各方面的目標和任務。要實現這一發展目標和任務,必不可少的條件就是社會穩定。只有社會穩定,黨和國家才能集中精力領導全國人民有秩序地進行現代化建設,不斷推進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實現全面的小康社會。

社會穩定才能使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發生協同作用,推動社會的全面發展。經濟、政治、文化構成了社會的宏觀結構。按照現代系統論關于系統發展的觀點,系統的發展是從無序到有序,從有序度低到有序度高的過程。其發展的原因,不是取決于哪一對矛盾的相互關系,而是取決于系統內各要素以及系統與環境之間的多因素的非線性的相互作用。這種相互作用表現為系統各要素之間的競爭與協同的統一。系統在競爭的基礎上產生的協同作用使系統內各要素與環境的有規則的聯系和轉化,形成具有一定功能的自組織結構,達到新的有序狀態,出現新的發展。可以說,協同是有序之原因,有序是協同的結果。系統的穩定和發展是系統內各要素和環境之間協同作用決定的。這可以叫做協同進化。社會是一個大系統,它由其內部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等要素同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國際環境)的非線性相互作用,特別是協同作用所引起的。社會穩定才能保證社會系統的各要素能正常有序地發生協同的作用,推動整個社會系統的發展。在社會發展上,鄧小平正是從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方面的相互協調的關系來考慮問題。他指出:“為了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任務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種任務之間又有相互依存的關系……不能顧此失彼。”“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但是說到最后,還是要把經濟建設當作中心。”鄧小平同時又把社會主義建設概括為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強調要兩個文明建設一起抓,協調發展。根據鄧小平這個思想,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全面發展、全面進步的社會,社會主義事業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事業。由于我國社會穩定保證了這幾個方面的協調發展,使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開辟了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的嶄新局面。當然,發展中也還有不少困難和問題,為了發展新局面,糾正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強調經濟發展與其他發展要相互協調,提出了五個統籌發展的要求,解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城鄉、地區、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國內經濟與對外開放的不平衡問題,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這就更需要社會穩定,使經濟、政治、文化和五個統籌的各方面能發揮協同的作用,促進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理論是防止產生兩極分化的理論武器

(一)馬克思關于兩極分化的觀點

兩極分化與共同富裕則是體現社會本質層次的范疇,是共同富裕還是兩極分化體現著一個社會的根本性質。對于兩極分化,馬克思指出:“第一種人積累財富,而第二種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沒有可出賣的東西。”[1]在論述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時,馬克思指出:“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2]根據馬克思的論述和人類社會歷史上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商品經濟條件下所出現的兩極分化,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兩極分化是一個體現社會本質的階級范疇,它有其特定的內涵。即社會出現一個階級,他們人數不多,卻占有大量的生產資料,并作為“統治生產者和剝削生產者的手段”無償占有別人創造的剩余勞動;同時,廣大勞動者失去生產資料,只有靠出賣勞動力為生,從而產生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對立的兩極,一極是資本家階級財富的積累,另一極是無產階級貧困的積累。因此,兩極分化與階級分化是聯系在一起的,兩極分化就是階級分化。

(二)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是正確判斷收入差距擴大的理論依據

正確認識我國收入差距的現狀,是正確處理分配矛盾的前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收入分配發生了重大變化,社會貧富差距增大已是不爭的事實。究竟應該如何認識收入差距的擴大?我國目前的收入差距是否正常?應不應該將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的范圍?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為我們正確認識這些問題提供了基本的理論依據。首先,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是正確看待收入差距擴大的理論依據。正確認識我國收入差距的擴大,必須深入理解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的思想,客觀認識適度拉開收入差距的必要性。第一,要看收入差距擴大的歷史背景。我國收入差距的擴大是從改革開放初期開始的,這種擴大是反對平均主義的需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一個基本內容。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就提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這一思想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歷史背景。當時正值“文革”結束后不久,國民經濟出現徘徊不前的局面。社會上“左”的思想根深蒂固,人們盲目地把貧窮當作革命的動力,視富裕為資本主義的罪惡。為了追求“一大二公”,實行高度的平均分配。這種狀況嚴重壓抑了廣大干部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社會經濟發展緩慢,全國人民處于共同貧困之中。鄧小平部分先富思想的提出,打破了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平均主義的枷鎖,收入差距的拉開對于調動干部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沒有分配差距,就沒有我國經濟的迅速復蘇。其次,要看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后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改革開放以來,收入差距拉開,貧富差距擴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國分配領域的矛盾。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這是促進我國經濟迅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普遍改善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是巨大成就中的一點瑕疵。回顧歷史,不難看出,如果沒有“讓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就不會有農村改革的成功,就沒有我國人民的豐衣足食。如果沒有收入差距的適度擴大,就不會有城市改革的深入,就沒有我國經濟的騰飛。實踐證明,讓一部分人先富、適度拉開分配差距是打破平均主義,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要措施。收入差距適度拉大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是為我國的現代化建設的實踐所證明了的,是顯而易見的。

在鄧小平關于共同富裕的構想中,既主張適度拉開收入差距,以不斷刺激勞動效率,又反對分配差距過大,以免造成兩極分化,并且提出先富應當幫助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可以看出,鄧小平在主張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同時,認為應當將收入分配的差距控制在一個合理的限度之內。那么,合理的限度是什么,我國目前的貧富差距是否處于合理的范圍?思考這些問題,應考慮以下幾個因素:第一,國際經驗數據對比。衡量收入差距,國際上通常用基尼系數來表示。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城鄉居民總體基尼系數小于0.2。這個指標在世界上幾乎是最低的,收入分配呈現為高度平均狀態。改革開放以后,基尼系數逐漸發生變化,據世界銀行測算,1981~1989年,我國城鄉總體基尼系數從0.288上升到0.349。1989年以后,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基尼系數迅速上升。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調查,中國基尼系數目前已高達0.53或0.54。從簡單的數據對比看,我國目前的分配收入開始出現兩極分化的情況。第二,我國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對于基尼系數的變化規律,世界上許多經濟學家做過深入研究。美國的庫茲涅茨提出著名的“倒U假說”,認為分配差距的變化通常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先擴大,后縮小。經濟學家阿魯瓦利亞則將世界上60個國家區分為低收入國、中下收入國、中上收入國、市場經濟工業國四大類,得出中下收入國家基尼系數最高的結論。據國際勞工組織統計,20世紀90年代,世界上基尼系數最高的國家是塞拉利昂、巴西、危地馬拉、南非和巴拉圭等,它們的基尼系數分別為0.629、0.601、0.596、0.593、0.591。而在同一時期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則遠遠低于這些國家,世界銀行的報告顯示,美國1997年為0.408,英國1991年為0.361,法國1995年為0.327。大體印證了上述結論。基尼系數的變化規律反映了生產力發展的一般要求,也印證了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客觀真理性。我國現在的生產力發展正處于中下收入水平,這就決定了我國的基尼系數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會有升高的可能性。第三,我國的國情。國情之一是我國是歷史悠久的東方大國。東方文化重人情、講平均的傳統觀念,使東方國家的分配更側重于公平。同樣是資本主義的發達國家,日本的基尼系數就低于美國等西方國家,東南亞許多國家與經濟水平大體相當的拉美國家相比,基尼系數也低于后者。考慮到東方文化的背景,我國不可能容納西方國家那么高的收入差距。國情之二是受平均主義的影響很深。我國分配制度的演變與西方發展中國家有很大區別。西方發展中國家從農業國發展成為工業國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完成的,它們的收入差距在工業化高速成長期拉開得很大,大部分國家的基尼系數都大大超過0.5,巴西曾經達到過0.634。而我國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新中國成立后高度平均的分配體制,長達幾十年的“大鍋飯”,使平均主義成為很多人根深蒂固的觀念。這種觀念對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強大的抵制力。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我國基尼系數尚處于0.3以下的情況下,“兩極分化”就不時成為社會輿論的中心。盡管進入90年代以后,人們的觀念有所改變,但我國的國情不可能容忍西方發展中國家出現過的過高的基尼系數。綜合上述因素,可以看出: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基尼系數還有升高的可能,這就需要我們想方設法解決這個大問題。國情和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決定,我國收入差距不能很大,必須將城鄉總體基尼系數控制在0.5以內。

(三)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是科學認識和處理分配差距的理論依據

防止兩極分化,是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內容。他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了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盡管我國的收入差距目前還處于正常范圍之內,但近年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明白地告訴我們,防止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已經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艱巨任務。什么是兩極分化,我國會不會出現兩極分化,學術界的觀點是有分歧的。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告訴我們,應當將貧富差距的過分擴大納入兩極分化的范圍,比如基尼系數達到0.5以上。有人認為“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不會產生兩極分化”,這種觀點是片面的。我國正在進行深入的市場經濟改革,市場機制在經濟運行中越來越起決定性的作用。市場機制本身具有經濟分化的功能,極易引起社會分配矛盾加劇和兩極分化現象的出現。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都經歷過兩極分化的階段。我國的市場經濟盡管要受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制約,但不可能完全消除市場機制在這方面的影響和作用,如果國家調控不好,出現兩極分化不是沒有可能。防止兩極分化,必須反對任憑市場機制自發調節收入差距的傾向。多數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基尼系數達到其頂點后會自行下降。有的同志據此認為,市場經濟具有自發解決分配矛盾的功能,國家的干預是多余的。這種觀點是不可取的。這是因為,依靠市場機制實現基尼系數的下降,不僅需要經歷漫長而痛苦的過程,而且往往要付出沉重的社會代價。19世紀歐洲廣泛的罷工浪潮和近年來部分拉美國家的動亂都說明了這一點。拉美是目前全球貧富差距最嚴重的地區,平均基尼系數達到0.522,遠遠高出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東歐及東南亞國家。拉美一些國家近年出現政治混亂,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收入差距過大。拉美的事實說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國家不采取有效措施,任憑兩極分化存在,最終會造成社會秩序混亂,危及社會經濟發展。我國必須以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為指導,正確認識和科學處理兩極分化問題,加強對收入差距的調控,切實防止兩極分化的產生。

關于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鄧小平早就對此予以關注。早在1984年11月9日鄧小平就提出:“經濟發展起來后,當一部分人很富的時候,國家有能力采取調節分配的措施。”1992年鄧小平指出:“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也就是說,要考慮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差距問題。不同地區總會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我們的政策應該是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仗’。”[3] 1993年又進一步強調:“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的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4]在鄧小平的相關論述中,有關收入差距拉大問題的嚴重性、克服它的艱巨性、解決它的可能性、分配調節的政策的合理性等都有所涉及。這為我們解決當前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在理論上提供了指導。(四)鄧小平早已指出并強調了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在于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決定產品的分配方式,而分配方式直接決定著社會成員財富的多少,即社會成員的貧富狀況。在鄧小平看來,在發展生產的過程中,除了制定政策時要注意避免兩極分化以外,還必須從社會經濟制度上予以保證,而且只有社會經濟制度上的保障才是最根本的保障。因為相對來說政策具有易變性,而制度才具有長期穩定性。

鄧小平把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基本原理和當代中國改革實踐相結合,形成了關于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共同富裕的保障的思想。

鄧小平的這一思想有一個逐漸深化的過程。1985年以前,鄧小平同志在深入思考和探索這一問題;1985年以后,關于這一問題的思想已趨成熟。1985年6月,鄧小平說:“堅持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就不會產生貧富過大的差距。再過二十年、三十年,我國生產力發展起來了,也不會兩極分化。”這里,鄧小平同志首先看到的是與貧富差距直接相連的分配制度,他認為,資本主義之所以產生貧富過大的差距、之所以產生兩極分化,其直接起因是分配制度,其根本原因是社會制度。所以,我國只有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才能避免產生貧富過大的差距,也才“不會兩極分化”。按勞分配的原則是由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所有制形式決定的,鄧小平同志就是沿著這條思路進行思考的。1984年10月,他就預言:“按照現在開放的辦法,到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幾千美元的時候,我們也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為什么呢?他作了進一步的分析,因為我們“基本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說歸公有”。當他認識到在改革中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性質對保證“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具有決定作用的時候,他就斷言:“在本世紀內最后的十六年,無論怎么樣開放,公有制經濟始終還是主體。”經過這些思考,鄧小平同志在1985年以后就形成了系統的關于公有制主體地位是共同富裕保障的思想。在1985年,他先后四次直接把“公有制”和“共同富裕”聯系在一起。這就不難發現鄧小平同志對二者之間所具有的本質聯系的深刻洞察。第一次是在1985年3月7日,在全國科技大會期間,鄧小平就說:“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經過一番分析總結后,他說:“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第二次是1985年8月28日,在會見外賓時,他說:“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這里說社會主義的重要“方面”,雖然沒有直接說共同富裕,但是從共同富裕的反面來說的,只不過換了一個說法。當聯系到改革的歷程時,他還是這樣說:“我們的改革,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又注意不導致兩極分化,過去四年我們就是按照這個方向走的,這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顯然,這既是對過去的肯定,也是對未來的預示。言外之意,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我們既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又要注意不導致兩極分化。第三次是1985年9月23日的全國黨代表會議上,他說:“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第四次是1985年10月23日,在會見外賓時,他說:“我們在改革中堅持了兩條,一條是公有制經濟始終占主體地位,一條是發展經濟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終避免兩極分化。”鄧小平同志為什么在1985年有四次把“公有制”與“共同富裕”聯系起來呢?因為他看到了“公有制”與“共同富裕”之間所具有的本質聯系。他深知,如果動搖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共同富裕就成為泡影,“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顯然,這句話是他對二者聯系的最集中的表述。在1992年概括社會主義本質的時候,鄧小平同志雖然沒有直接把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概括進去,但他把公有制主體地位導致的結果即“消除兩極分化”概括進去了。因為,只有以公有制為基礎,才能消除兩極分化,也才能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為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提供最根本的保障。(五)俄羅斯兩極分化的現狀證明了“防止兩極分化”理論的正確性中國堅持社會主義,使全中國的人民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已經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從正面證明了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的正確性。俄羅斯走資本主義道路,產生了新資產階級,出現了兩極分化,從反面證明了鄧小平“防止兩極分化”理論的正確性,證明了走資本主義道路只能給少數人帶來利益,給絕大多數人帶來的是貧窮、饑餓和痛苦。

據呂巖松在《人民日報》撰文介紹,全俄社會學家協會主席多勃列尼科夫教授在前不久出版的一本書中說:1990~2000年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減少了一半以上,蘊含國家發展潛力的工業部門全面萎縮。與此同時,社會貧富差距急劇擴大,4 000萬窮人衣食無著,暴斂國家資產的20多位億萬富翁卻上了全球首富排行榜。原有的社會保障體系被打破以后,新的代替體系遲遲沒有建立起來,由此引發的社會問題甚至威脅到整個民族的生存。俄羅斯人口較蘇聯時期大幅減少,人均壽命不足66歲,全歐洲倒數第一。生存環境的惡化和精神世界的危機導致吸毒者近十倍地增長,自殺者總數由1990年的2.6萬人攀升至2001年的3.97萬人。

俄羅斯出現了資金雄厚、經濟實力雄厚的寡頭集團,他們擁有十幾家大集團公司,控制著俄羅斯全國一半以上的經濟活動。又據盛世良在《環球》第三期上撰文介紹,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大搞私有化運動,僅用4年時間,就把2/3的國民財富轉移到了私人手里,產生了新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別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爾科夫斯基和波塔寧等人,他們與政府官員有密切的聯系,一度控制了原材料工業、金融業、傳媒業和數量近半的石油業,他們形成了俄羅斯“七財閥”。僅霍多爾科夫斯基就腰纏83億美元,偷漏國稅高達1 500億盧布,然而近1.5億俄羅斯人依然是“一無所有”。

俄羅斯這種貧富差距越拉越大,階級分化在迅速發展的狀況,從反面充分證明鄧小平關于走資本主義道路必然產生兩極分化的理論的正確性。鄧小平同志清楚地指出,貧富差距的擴大,必然導致兩極分化,各種社會矛盾必然隨之發展。這一論斷,在俄羅斯也得到了活生生的證實。2004年3月16日凌晨,俄羅斯阿爾漢格爾斯克市,一座居民樓發生爆炸,造成58人死亡,多人受傷。這起慘案,是兩個窮漢偷盜煤氣管道上的一個銅閥門造成的。他們偷盜這個小物件,是為了換錢糊口,并非有意制造恐怖。這是窮富差距擴大,造成數以萬計的無衣無食的窮人,因而引發的社會矛盾的具體表現之一。這個窮人隊伍還在日益擴大。他們的生活在日益貧困化。1989年窮人階層的收入是富人階層的20%,1999年這一比例已降至不足2%。這個數字充分說明,俄羅斯社會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在日益發展,窮人隊伍在日益發展,貧困程度也在日益發展。它將進一步證明鄧小平關于走資本主義道路必然產生兩極分化的理論的正確性。人類社會的發展,是有客觀規律的。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社會進步,是合乎規律的。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是社會倒退,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我們絕不能倒退而走資本主義道路。

作者簡介:李炳炎(1945——)男,無錫人,中央財經大學博士生導師、中共江蘇省委黨校特崗教授。研究方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與實踐。 

聯系方式:210004 南京市建鄴路168號 中共江蘇省委黨校。

電子郵箱:[email protected] cn 。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1~782頁。

[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08頁。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6~1357頁。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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